郎朗：艺术不欺人也不等人 我肯定会弹到弹不动的那天为止

　　欢迎来到“郎朗音乐世界”

　　“郎朗音乐世界”建在口岸联检中心，以后来海南旅游的人，进了口岸便能看到，这是郎朗在国内开设的第六家钢琴学校。

　　郎朗从监督学校运营到每年亲自在学校教授大师课，线上也会进行问答互动。曾经的恩师、刚刚过世的朱雅芬、格拉夫曼，包括父亲郎国任也都参与过他的这个教育项目，学校的整个培养体系及专业师资都是郎朗参与建立的。他也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，邀请一些国内和国际的音乐大师来音乐艺术世界授课、辅导成绩突出的琴童们。郎朗对于音乐学校的态度是：“我必须要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，绝对不能只是挂名。如果那样我可能就不做了，因为那样没有意义，对自己、对孩子都不负责任。”

　　郎朗的梦想很明确，就是要做全世界最优秀的钢琴家，2岁学琴、13岁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、15岁签约IMG、17岁成名，他在一步一步的实现自己的梦想。《纽约时报》曾发表这样一篇评论：“郎朗正处于从神童到成熟再到元老级艺术家的下一个升华阶段。”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的同时还想竭尽一己之力，更多地传播古典音乐，提高素质教育，助力下一代人的成长。为了使更多中国的孩子获得快乐学习音乐的机会和环境，郎朗带着对公益和艺术的初心，2018年在北京成立了郎朗艺术基金会，截至目前共捐赠了100间“快乐的琴键”音乐教室，合计1600余台智能钢琴，累计培训乡村及基层音乐教师1000余人次，为10万余名学生带去更优质的音乐教育。他说：“希望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，也希望能培养出一些新的优秀钢琴家”。

　　郎朗的第一所音乐学校

　　郎朗之所以创办自己的学校是因为他曾在15年前便创办了国际音乐基金会，每年提供奖学金资助全球范围内具有音乐天赋、热爱钢琴的青少年。并通过音乐营、音乐周、音乐节等多种形式为广大琴童搭建学习、交流和演出的平台。但他发现自己心中很多想法计划的落实和实施，只靠一个基金会是无法达成的，还应该有一些实体，于是便有了“郎朗音乐世界”。他说：“我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个学习的系统。如果没有一个学校，就很难建立一个真正的体系。”

　　2012年，深圳第一家“郎朗音乐世界”来了。机缘巧合，郎朗说“恰逢深圳有意打造钢琴之城的形象，当时又在做大运会，而我是大运会的形象大使。除了做学校，深圳市政府还支持我做福田国际钢琴艺术节。”

　　第一年，在这所学校教授了5堂大师课。他亲自对老师们进行培训，并互相交流对音乐教育的看法，确保即将开展的课程能在他的构想中进行。郎朗希望他的学校培养出能够在舞台上表演的钢琴家，所以“教学理念必须是最先进的，而且老师必须有丰富的演奏经验，光纸上谈兵是不行的”。

　　深圳之后，“郎朗音乐世界”接连又在杭州、上海、北京、青岛四个城市落地。十年过去，从这五间学校走出的学生中有许多已考入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、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、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等知名音乐学府，还有一些更是在世界各大音乐厅举办了独奏音乐会。说起这些，郎朗的语气中透露出明显的自信：“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们还是挺出人才的。”这些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种理性价值观的树立，这也是郎朗想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传递出去的最根本的东西：“首先你得想明白为什么弹琴，这一点家长们要深思熟虑。如果连这个都没想明白的话，就会有些盲目，也会很容易遇到挫折就退却。每当我们看到弹得好的人，要问下他为什么弹得那么好。家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启发和引导孩子如何去热爱钢琴，要想尽各种办法让孩子为爱钢琴而弹钢琴、要为内心的喜欢而弹，而不是被逼着弹，或不情愿的弹。”

　　练琴也要讲究方式方法

　　郎朗说：“我从小对音乐敏感度很高，能体验到音乐给我带来的灵感，这给了我一种动力——我想好好弹、想弹得有进步。（所以）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愿意练琴的，当然有少数时间不愿意练，想玩，毕竟是小孩，很正常。”在他看来，如今社会上对于钢琴学习是有一些误区的：“有的朋友会认为只有特别狠地练琴才能有钢琴家出来，实际上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奇心的话，很难有驱动力。要让孩子们多听音乐、多进音乐厅、多接触与音乐有关的事情。”

　　在郎朗成长的过程中，他谈起父亲的“督促”方式：“以我现在的心态来讲，的确，我觉得有些时候没有必要那么‘狠’。但实际上我爸更多的是引导我对钢琴的兴趣和喜爱。我爸经常带我去图书馆查资料、收集唱片、听讲座、听其他老师上课、听音乐会、看其他同学练琴、也一起讨论曲子、研究未来的路，一起学习一起进步，激发我的创造性，保持对热爱音乐的激情。所以说理念、心态和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不努力肯定不行，但努力并不只是一个‘狠’字，或者说‘狠’并不是努力的全部。更多的是对音乐的引导、发自内心的喜爱以及多元化的学习，这对成为钢琴家是绝对有益处的。”

　　风格的探究与改变

　　“20岁的时候，我想多弹一些技巧性强的曲子，比如2007年的时候，在北京国际音乐节里弹了十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协奏曲。现在不会了，我已经弹过了，而且我想更多地把我对音乐的深度理解弹进去。”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改变。

　　早年时，郎朗只要十指触碰琴键，他总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兴奋的状态。而在父亲的训练中，这种特质还得到了强化。比如很小的时候，父亲会经常突然叫醒正在睡觉的郎朗，要求他立刻开始弹奏某个曲子，他会迅速地从迷迷糊糊的状态转换到激情澎湃当中。久而久之，郎朗也喜欢起伏性大、技巧性强的乐曲。这也恰恰成就了他。

　　“以前我觉得一定要做满，越多越好，要在屋里展示我所有的玩具。”郎朗说，年轻的时候他需要用这种形式来刺激自己，给自己打一剂加强针，虽说改变与年龄无关，但从35岁以后开始觉得有些厌倦了：“干嘛呀，每天都这样超负荷值得吗？现在赶紧减点，太多了，自己看着都别扭。一个人走向成熟的第一步，就是适度地把握自己的追求。”也是在35岁那年，他开始重新研究琢磨一些曲子，包括那首一直深藏于心的巴赫《哥德堡变奏曲》。这是巴赫1742年的晚期作品，全曲包含三十首起落喜悲的变奏和两首周而复始的咏叹调，几乎包括了卡农、赋格、舞曲在内的所有巴洛克时期音乐体裁，被称为音乐史上规模最宏大、结构最复杂的变奏曲。郎朗从小没少练习这首长达1个多小时的曲子。

　　17岁那年，他在芝加哥拉维尼亚“世纪明星音乐会”一举成名之后，曾在晚宴上演奏过一次，75分钟一气呵成，令在场的指挥家、演奏家们大为惊叹：小小年纪，就能演奏如此高难度的曲子。但这次演绎在他的演奏生涯里几乎是唯一的。其后，他就再没有触碰过这首变奏曲，但一直心怀敬畏，念念不忘。为了演奏好这部伟大的作品，郎朗拜德国著名古钢琴家为师学习装饰音，同时潜心研究巴赫乐谱里工整严密的结构。“这必须沉下心来，多一些思考。”他还专程去了趟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，这里是巴赫生前担任指挥的地方，也是安葬他遗体的地方。坐在巴赫使用过的双层羽管键琴前，郎朗庄重地弹奏了一段，透过原始巴洛克乐器发出的声音，他终于找到了破解这支变奏曲密码的灵感。在后来发布的专辑里，除了录音室版本，他也把这一段的现场录音收录了进去。

　　2020年3月1日，德国威斯巴登音乐厅，郎朗举办了第一场《哥德堡变奏曲》的独奏会。他用一个半小时弹完了整部变奏曲，成为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一个版本。当最后一个音符余韵荡尽，他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般激动兴奋过，也从来没有这般如释重负过。对比20年前的那场弹奏，这一次的旋律中已有了许多松弛、自由和变化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曾这样评价郎朗弹奏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：“展示的是一个成熟而个性化的钢琴家，完全与巴赫的天才融为一体”。英国《留声机杂志》也不吝赞美之词：“郎朗的哥德堡版本给我们带来的是等同于音乐界的罗伯特·阿尔特曼或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所执导的电影史诗。”

　　前不久，郎朗在加州圣巴巴拉著名的格拉纳达剧院举行《哥德堡变奏曲》独奏会，最后全场观众站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。圣巴巴拉著名钢琴教授杰西卡说：“如果巴赫听了郎朗的哥德堡变奏曲，都会佩服他不可思议的声部交替对位运用。”

　　“我必须把每一场音乐会都弹到最好”

　　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郎朗脚步放缓，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，结婚生子，并参加了一些音乐活动及电视节目。正在迈入人生新阶段的他沉稳也随性了许多，更添了几分人间烟火气。对于一些“古典音乐家该不该上电视综艺节目”的质疑，郎朗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采访中坦言：“上不上电视节目，不是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标准。不是说这个人上了电视节目，他就不是钢琴家了，或者说这个人出名了，就不是一个严肃的音乐家了。作为一个钢琴家，有几个衡量的标准，首先是看他一年弹奏过多少场重要的音乐会，这些音乐会的现场效果怎么样，其次要看他的曲目量有多大，还要看他跟哪些世界著名乐团长期合作、在世界哪些音乐厅和音乐季、音乐节的系列里多次演奏过，等等，这些都是些硬指标。就像一个球星，要看他参加过哪些著名的球赛、进了多少球、多少助攻、传球率突破率有多少。”

　　忙碌中迎来2023年巡演

　　郎朗的日常生活节奏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座城市，亘古不变的练琴、演出，凌晨后才得以休息，第二天中午醒来，再赶往下一座城市。今年，在参加了央视、北京、辽宁、山东、河南五台卫视春晚之后，他短暂地陪家人过了一个春节，便又飞往华盛顿，以一场肯尼迪中心的独奏会开启2023新一轮全球巡演。之后，他又陆续在斯坦福大学、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大厅、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等地标性场地，与洛杉矶爱乐乐团、旧金山爱乐乐团、匹兹堡交响乐团等国际知名乐团合作演出；4月，120天的独奏巡演将在西安、苏州、上海、福州等国内城市举行；6月，重返欧洲，在德国、荷兰、奥地利巡演9场；下半年，迪士尼专场将会在德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西班牙、希腊等地奏响…

　　郎朗：我肯定会弹到弹不动的那天为止

　　郎朗向来以高密度音乐会著称，通常一位演奏家一年最多举行五六十场音乐会，但郎朗的纪录达到过140场。就连他在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导师格拉夫曼都说过：“哪怕霍洛维茨也无法从体力和情感上应付一年120场以上的音乐会，但郎朗却做到了。他一年能弹120场至140场，同时还能做很多其他事情。”郎朗对于如此高密集的演出更多的是源于热爱而为之，他说“我喜欢弹音乐会，如果不弹，我感觉生活都会黯然失色。我肯定会弹到弹不动的那天为止。”

　　如今，郎朗更注重把古典音乐作品的内在精髓和丰富色彩弹奏出来，所以他在缩减一年音乐会的数量，以确保在质量的把控上投入更多精力。郎朗对于艺术上无止境的探求和创新，《洛杉矶时报》赞誉：“他可以与殿堂级钢琴家们古尔德、霍洛维茨、阿格里奇相提并论。他与这些钢琴家拥有共同的个性、诗性、独特性、惊人的技艺以及迷人的音乐性。”郎朗海外演出开票即售罄，所以在斯坦福的独奏音乐会更是不得不设立以家庭为单位限购2张的“严格规定”。场场爆满、场场舞台加座的现象在当今古典乐坛当属奇观，而郎朗则习以为常。

　　日前，洛杉矶乐评家托尼·弗兰克尔在听完郎朗另一场与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后评论道：“超级巨星郎朗将格里格钢琴协奏曲带到了极乐世界的境界。”年少成名，郎朗已见惯风雨，而今他想的最多的便是：“我必须把每一场音乐会都弹到最好，这样才算是一个职业钢琴家。”在练琴方面，他高度自律，有时某一天少练了一会儿琴，第二天一定会把昨天缺失的练琴时间补回来。

　　“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不认真、不去追求了，马上就会退步。艺术不欺人，也不等人，你不做，就会有人比你做得更好。”郎朗这样说。